在世纪之交的重要历史时刻,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总揽全局,及时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这关系到21世纪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大思路、大战略,充分显示了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率领全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的气魄和胆略。
一、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局的高度来认识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意义
中国是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十多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东西部经济社会发展很不平衡,构成了中国的基本国情特征。新中国成立半个世纪以来,中央三代领导集体从战略高度,都很重视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与共同繁荣。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积极探索建设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过程中,在广泛调查研究和吸取苏联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高屋建瓴地提出了事关社会主义建设大局的十大关系,其中就包括沿海工业和内地工业生产力布局、汉族和少数民族的关系等事关东西部发展的重大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立足现实,面向未来,高瞻远瞩地为我国制定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提出了包括促进东西部地区经济合理布局和协调发展的“两个大局”思想等一系列战略方针和战略原则。其目的,是为了使“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
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持和发展邓小平理论,精辟分析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十二个重大战略关系,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加快中西部地区发展的问题。特别是在我国进入小康社会之际,江总书记从新世纪中国发展的战略全局出发,按照邓小平同志关于“两个大局”的发展构想,郑重地向全党提出了西部大开发战略。去年以来,江总书记又先后在有关会议上多次强调提出这一重大战略构想。他指出:不开发西部地区,我们怎么实现全国的现代化?中国怎样能成为经济强国?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从现在起就要作为党和国家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摆到更加突出的位置上。
在世界各国特别是各个大国都在抓紧确定和调整发展战略的大背景下,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作出关于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战略决策,具有重大的现实和长远意义。
第一,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到我国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所揭示的社会主义本质,是他长期思考和研究“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理论问题的科学结晶。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整个经济体制、国民经济运行机制、资源配置方式及经济发展战略发生了重大变化。沿海地区充分利用自身较好的经济基础、区位优势、历史渊源和国际环境,在全国包括西部地区的支持下,率先发展起来,走向富裕,从国家发展总体战略上看是完全正确的必要的。与此同时,我们又看到,经过20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我国综合国力大为增强,到2000年全国人民要达到小康水平的第一步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加快西部大开发的时机正在成熟起来。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4页)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些基本具备的条件,不抓住现在这个有利时机,加快开发西部,就会犯历史性的错误。可以这样说,没有西部的现代化,就没有全国的现代化。在继续加快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同时,不失时机地实施西部开发战略,拿出当年开发经济特区那样的气魄,进一步加大对西部开发的支持力度,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逐步缩小地区发展差距,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的重大部署。
第二,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关系到扩大内需和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
——西部地区开发快慢,直接影响着我国国民经济长期增长所需物质资源的保证程度。西部地区的资源,密集程度高,组合条件好,开发潜力大,是国家长远发展的重要基地。
——西部大开发可以有效地扩大内需,增强国民经济增长的需求拉动。西部地区占全国国土面积的56%,全国人口的22.8%,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仅占全国的13%。从长远一点的观点看问题,实施西部大开发,加大西部重要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矿产资源开发投资及提高人们生活消费水平,将会产生一个新的内需市场。同时,利用西部地区毗邻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区位优势,还可以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
——西部大开发有利于调整我国经济结构,为东部地区产业升级和资金、技术、人才转移提供新的发展空间,从而有利于从整体上提高我国的经济实力。
——西部大开发,再造一个山川秀美的西北,有利于从根本上改善生态环境,为全国特别是东部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良好的生态屏障。西部地区位于中国大江大河上游,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和地质灾害不仅妨碍西部自身经济社会发展,而且对中下游的东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构成严重威胁。改变这种状况已成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存条件的紧迫任务。而整治西部生态环境,必须以振兴西部经济为基础,以经济振兴促进环境整治,形成生态与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
第三,西部大开发还关系到全国社会稳定、民族团结和边防巩固。我国西部地区与十多个国家接壤,有50多个民族居住,占全国少数民族人口的80%,东西部差距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说是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差距。加快开发西部地区,促进边疆民族地区的经济和社会更好地发展起来,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向心力,从根本上挫败国内外敌对势力的阴谋,确保民族团结和边疆巩固,为国家的长治久安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奠定坚实的物质和思想基础。
总之,实施西部大开发,是推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在21世纪前期全面发展的一项宏伟战略任务,其意义之重大,真可以说是难以估量。
二、把握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新变动,研究探索西部地区大开发新思路
江泽民同志在关于西部大开发的重要讲话中强调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快开发西部地区,要有新的思路,充分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的新变化,按客观经济规律办事。”江泽民同志这段话,为我们观察、分析西部大开发问题指明了一个根本的方法,这就是只有联系着当前国内大局和国际大局包括经济大局的新变动,联系着中国在21世纪前期将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才能在实践中逐步找出西部大开发的客观规律和新的思路。这就要求我们特别关注和研究以下两个方面问题。
第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新变化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
新中国成立后,在“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我国生产力布局曾两次向西部推进,目前是第三次“西进”。同前两次相比,这次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国际环境又有新的重大变化。从国际政治环境看,霸权主义、军事干涉主义和强权政治有新的发展,但和平与发展仍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多极化的基本趋势没有改变。从国际经济环境看,经济全球化、新科技革命和相应的经济结构调整这三大趋势,也将带来重大影响。
经济全球化的经济本质是全球经济市场化,这件事无疑具有两重性。一重性,是大大增加了新的发展机遇。在这方面,西部地区有没有可能利用边境线长的地缘优势,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重要门户?也就是说,有没有可能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利用国际国内多个市场、多种资金、多种资源,通过亚欧大陆桥向着中亚、西亚等方面,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从而为西部地区经济发展增添新的动力?另一重性,是经济全球化同时又意味着西方资本主义在经济、科技等等方面强势的压力,也进一步扩展。改革开放前期,东部地区抓住了发达国家将资本密集型产业、新兴工业化国家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低技术产业向外转移的机遇,大力发展外向型经济,这是沿海地区经济得以持续高速增长的重要原因之一。但是以亚洲金融危机为转折,世界经济出现新的情况,使西部地区开发面临的国际经济环境相当严峻。现在发展中国家相继走上市场经济道路,大家都把劳动密集型和低技术产品打进国际市场,造成全球性的初级产品价格下降。这对于产品加工层次低、以出口初级产品为主的我国西部地区来说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再考虑到中国即将加入WTO的新形势,是否可以说,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是面临着能否做到“两种适应”和发挥“两种优势”的巨大考验。这就是:第一,能否适应东部地区产业转移和市场竞争的变化,发挥自己在国内区域分工中的比较优势;第二,能否适应国际经济“游戏规则”,发挥自己在国际区域分工中的比较优势。这样两个“能否”,归结起来,就是一个问题:能否逐步探索出一条既符合国际经济发展趋势和国内产业转移趋势,又能充分发挥西部在国际、国内两种环境下的比较优势,具有西部特色的发展路子。
还必须清醒地估计到,在新科技革命条件下,西部地区发挥后发优势和实现跳跃式发展的难度,以及西部地区传统产业面临的压力,是不是会加大?竞争的优势是否将进一步向拥有先进技术和创新能力的国家、地区倾斜?一个客观的事实是:资源价格低本来是西部地区的重大比较优势,但是随着新技术革命的发展,用技术来替代劳动和资源的势头方兴未艾,这使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下降。
总结改革20年来的实践经验,我国西部地区与东部发达地区在发展上的差距,实质上首先和主要地是知识、信息、教育、技术和体制上的差距。据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资料统计,西部不识字或识字很少的人口数占在业人口数比重为39.5%,高出全国平均水平8个百分点,高出东部地区11个百分点。西部90年代在业人口受教育年限仅相当于东部80年代水平。教育水平相对落后和由此而带来的人们价值观念落后、劳动者素质不高等问题,已成为影响西部经济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面对以知识经济为主导的世界经济发展大趋势,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必须把着眼点从以往只重视“物的开发”,转到重视知识、信息、教育、技术等“人的开发”上来。开发西部最根本的是人才。一要靠发展教育加快培养人才,二是靠环境和政策留住吸引人才。“孔雀东南飞”,什么时候能够变成孔雀向西飞啊!
除了上述科技、教育和体制、人才问题之外,还有一个重大问题就是产业结构。西部地区资源条件相近,产业结构“同构化”倾向似乎较为突出。特别在当前经济运行有效需求不足、通货紧缩迹象更加明显的情况下,经济结构不合理的制约作用更加突出。在西部大开发中,怎样抓住机遇,根据市场法则和比较优势法则,确定哪些产业、企业和产品应当以我为主重点发展?哪些应甘当配角加入主导产品的生产服务体系?哪些应当退出市场抽回资本去发展自己的优势产业?看来这将成为无可回避的重大课题。如果我们能够切切实实地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通过资产重组和资源重新配置,发展一批有西部特色的高新技术产业,使传统产业升级换代,甚至在某些领域或某些方面(如陕西大唐程控交换机和彩电显像管)缩短同发达国家的技术差距,将垂直分工变成水平分工,从而形成适应市场需求变化和现代产业发展趋势的产业布局,形成具有地区竞争力以至国际竞争力的西部地区的特色经济和优势产业,那就太好了!
第二,国内经济社会环境的新变化对西部大开发的影响。
建国以后,西部地区的工业化基础主要是在重工业起步的“一五”时期、“大跃进”的“二五”时期和始于60年代的“三线”建设时期奠定的。这个时期西部发展是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进行的。改革开放以来,包括从“六五”到“九五”时期,西部发展是在由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中进行的。而目前正在起步的西部大开发,是在初步建立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基本框架,在本世纪头十年要建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新条件下进行的。再往前看,进入21世纪,在我国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对外开放的总格局之下,整个国民经济将越来越深入和广泛地与国际经济互接互补。这种态势,不仅同毛泽东同志在20世纪50年代论述“十大关系”时大不相同,而且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直到八十、九十年代那20年也很不相同。
首先从改革来看,已由前20年的破除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阶段,转向建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目标的制度创新阶段。目前,制度创新进入攻坚阶段,涉及到深层次的利益关系的调整,难度和风险增大。探索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效实现形式,如何起主导作用,而不是搞私有化。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世界性难题和崭新实践,几乎可以说没有任何现成经验。对于国有经济改革进程普遍慢于东部沿海地区,国有经济比重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西部地区来说,这个问题就更加显得尖锐和严峻。
其次,从发展来看,建国后的30年,实现了从无到有;改革开放后的20年,实现了从少到多。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提高国民经济的整体素质和国际竞争力,实现从量到质的飞跃,就愈益突出地提到我们面前。在这样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任务的内涵也就大不相同了。事情就是这样:过去东部地区发展面对的是短缺经济,开发产品、发展生产、上投资项目,基本是短线定位,有一个广阔的增长空间。现在西部大开发面临的却是外需拉动剧减,内需增长缓慢,通货紧缩的趋向明显。生产能力相对过剩的经济背景,生存和发展空间怎样才能真正拓展呢?
还必须看到,目前的竞争是国内市场国际化,国际市场国内化。20多万个“三资”企业在国内,国际竞争就在家门口。国内竞争也是国际化,在出口市场上国内厂家也互相竞争。从我国工业化总体进程来看,是否可以说,全国大部分地区已进入到工业化中期,而西部地区的状况,似乎从总体上还不能这样说。因此,西部地区在大开发中,要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就比东部面临更艰巨的任务。
此外,在西部大开发中,如何使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这当然也是实施西部大开发面临的重大新课题。
总之,只有认真领会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方针,对国际大局和国内大局的新变动有清醒的估量,对经济全球化的两重性有清醒的估量,对国内改革与发展新时期各方面的矛盾有清醒的估量,我们才能够在贯彻实施中央战略决策的多方面实践中,逐步研究探索出一条真正切合实际的具有西部特色的开发新思路,并在实践中继续检验和发展。